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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行役诗”审美价值论析

时间:2021-01-08来源:卡卡文学网 -[收藏本文]

《诗经》“行役诗”审美价值论析

  二、沉重而强烈的悲剧性

  是“行役诗”的审美价值

  鸟倦归巢,叶落归根,思乡,是人类最普通的情感之一。浪迹天涯的人们,即使走遍千山万水,也总是忘不了家乡的山水,故园的亲人。就如同天边漂泊的风筝,飞得再高再远,也有一根长长的丝连着大地。综观世界文坛,似乎没有任何语言的作品如汉语诗歌那样将怀恋故土的情怀表现得那样的深沉和执着。从“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之怀念,到“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②的悲鸣;从“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③的感悟,到“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④的思恋;从“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⑤的欢歌,到“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⑥的忧戚,在表现游子“行役”的中国古典诗歌中,《诗经》“行役诗”,以其哀伤怨愤的悲剧性为主旋律,显示出独具个性的审美价值。

  悲剧性不是作为戏剧种类之一的悲剧所独有的,也是其他文艺形式可以具有的属性。历史上很多思想家、美学家从不同的角度对悲剧性进行了阐释。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性的产生在于人们遭遇了不该遭遇的厄运,它的审美效果在于引起人们的怜悯与恐惧之情。⑦《诗经》行役诗正是这样的具有悲剧性的作品。它们抒发了行役者被抛离正常生活轨道,遭受了正常人所不该遭受的厄运时的哀伤怨愤情绪,并以怨愤而强烈的歌呼引起了读者的共鸣,因而这些诗歌具有十分丰富青海癫痫专科哪里好?的悲剧性的审美价值。

  作为戏剧之一的悲剧重在表现现实生活中的悲剧性冲突,而《诗经》“行役诗”以抒发诗人内心的思想感情为其艺术目的,它并不直接表现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冲突。但是由于作者的思想感情并非凭空产生的,而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所以这些以抒发个人情感为主的诗歌仍然曲折地反映了当时不可调和的社会矛盾。这种矛盾表现为:一方面是处在动乱涡流中的行役者,负役沉重,不堪其苦,另一方面是统治者穷兵武,骄奢淫逸;一方面是行役者迫切希望获得夫妻团聚,安居乐业的生活,另一方面是残酷的现实把他们进一步推向战乱的深渊。这种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劳动群众与贵族统治者的对立隐藏在诗歌所抒发的哀怨情感中。这就使这些诗歌的悲剧性以社会价值为核心而产生了极普遍的审美效应。诚然,这类诗作留给读者的审美感受是沉重的,而且它的情感越真挚,读者的这种感觉就越强烈。但它们并非使人沉溺于感伤的情绪中而颓废不振,恰恰相反,这种痛苦感和沉重感,会使读者获得一种情感的宣泄,一种郁结于心头情感能量的散发。使人们在诗歌渲染的悲剧氛围中获得一种审美愉悦,并进而激发他们的自省力和改造现实环境与实现自我价值的力量。(原作者:杨 简)梁启超说:“向来写情感的,多半以含蓄蕴藉为原则,像那弹琴的弦外之音,像吃榄的那点回甘味,是我们中国文学家所最乐道。但是有一类的情感,是要忽然奔迸一泻无余的,我们可以给这类文学起一个名,叫做奔迸的表情法。”⑧过去论者认为《诗经》怨而不怒,哀而不伤,具有温柔敦厚的中和之美。其实,从感情表达的角度说,《诗经》“行役诗”并非那么“温柔”,而是如宝鸡那个医院治疗癫痫好梁启超所说的是那类“奔迸表情法”的。由于诗人的情感十分真挚强烈,因此诗中无论是写景还是抒情都具有巨大的艺术感染力,给读者以沉重的美感。诸如《卫风·有狐》写思妇对远役丈夫的体贴怀念;《小雅·》写行役者对父母的深切哀悼;《风·东山》写归途士兵悲凉迷惘的心境……这些情真意切的诗篇,不仅给读者以亲切的感受,引起读者感情上的共鸣,而且还能唤起读者更多想象与联想,进一步用自己的生活体验来丰富它,思考它无限深广的艺术内涵。这种“奔迸的表情法”的“行役诗”极易以悲剧美震撼读者的心灵,唤起悲悯与恐惧之情,并使这类情感得以净化。自然而然地产生一种同情被奴役、被压迫人民,憎恶邪恶势力的正义感。《诗经》“行役诗”以哀怨为特质的悲剧美,使它历时既久,传诵不衰。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三、动乱时代与社会心态

  是“行役诗”的生成“土壤”

  《诗经》“行役诗”的时代是产生悲剧的时代。《诗经》中的作品基本是西周初期到春秋中叶这段历史时期的产物。在这个漫长的历史阶段中,我国奴隶制社会经历了盛极而衰的发展过程。西周建国后,经过成、康、昭、穆几代的努力把我国奴隶制社会推上了发展的顶峰。到了夷王、厉王的时候各种矛盾空前激化了,西周王朝开始从顶峰上跌落下来。继之的“宣王中兴”,不过是西周灭亡前的回光返照。西周和春秋交替之际,社会更加黑暗,政局急剧动荡,人民痛苦不堪。这个时代的显著特点是战争十分频。据史料记载,周宣王即位以抗癫有哪些作用后,为了缓和国内矛盾,接连对外用兵,宣王三年至五年,仅二三年间就先后讨伐了西戎、、荆蛮、淮夷、徐夷等几个少数民族。王权衰落以后,诸侯国之间的争霸战争迭起,据《左传》⑨记载:鲁恒公二年“宋殇公立,十年十一战,民不堪命”。战争必然伴随着重的劳役,各国统治者都役使大批民夫供他们驱使。又,鲁庄公二十八年“冬,饥。筑”。“二十九年春新作延。”“秋,有蜚,为灾也。”“冬十二月,城诸及防。”鲁国在连续两年严重受灾的情况下,仍然不顾农时,不恤民情,先后三次大规模地征调民夫修筑城防,其他国家役使人民的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了。无论是兵役还是徭役都要由劳动人民来承担。统治者为了确保对劳动人民的役使权制定了相应的法令制度,《周礼·地官》中规定:“县正:各掌其县之政令征比……若将用野民师,田、行、役、移执事,则帅而至。”⑩在残酷的政治压迫下,兵役徭役使无数家庭妻离子散,使数以万计的行役者在苦难中呻吟。当时的社会状况正如《大雅·桑柔》中所描写的,“乱生不夷,国不泯,民有黎,具祸以烬。”在触目皆血泪、充耳惟哀音的社会环境中,人民从个人的不幸遭遇中深深感受到时代的黑暗,一种伤时忧乱的思绪冲击着心扉。当他们从生活中选取题材,把自己的思想感情用诗歌表现出来时,就给这些诗歌涂上了以哀怨情感为特征的鲜明的悲剧性色彩。

  《诗经》时代,尽管中国已经进入了奴隶社会的中后期,但是原始社会的某些思想意识仍然根深蒂固地保留在人们头脑中。当时人们还没有形成明确的民族意识,更不可能形成像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祖国”这一观念。在一些集体事物中,经常发生作用的往往是原始社会所遗哪家医院治疗癫痫病好留下来的部族感情。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战争、徭役的感情判断,只能以自身的得失或部族的利害为依据。西周末年以来所发生的频的战争给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使人民深感战争的残酷。同时“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小雅·北山》,天下共主的大一统局面,又消融了部族利益,因而深受战争、徭役之害的人民普遍产生了厌恶战争的思想情绪。无论是周王朝抵御外族入侵的战争,还是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战争,人民大都持否定态度(像《秦风·无衣》那样表现英勇抗敌精神的诗歌是及其少见的),当这些战争、徭役以超负荷的能量加在人民头上时,便激起了人民的强烈不满和反抗。从西周末年到春秋中叶,人民反抗奴役的斗争时有发生。《左传》有多处这样的记载:“鲁闵公三年,郑人恶高克。使率师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师溃而归,高克奔陈。”“冬十二月,狄人伐卫。卫公好鹤,鹤有乘轩者,将战,国人授甲者皆曰:‘使鹤,鹤实有禄位,余焉能战!……’卫师败绩,遂灭之。”这些历史事实充分说明,在当时厌恶战争,反抗奴役,已经形成了一种普遍的社会心态。在这种社会心态的影响下,诗人伤时悯乱,满腔哀伤怨愤。他们不能像太平诗人那样在幽雅的书斋中浅斟低唱个人的淡淡哀愁,也不能像盛世诗人那样形成“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11}的豪迈气。当他们把胸中的郁积化作诗歌的时候,他们的诗作必然形成了哀伤怨愤的情感特征。这就是《诗经》“行役诗”形成以哀怨为审美特质的又一重要原因。

  作者简介:杨 简(1954- ),茂名学院文法学院中文系讲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与研究。